国际贸易学 — 国际贸易模型:李嘉图、赫克歇尔—俄林与规模经济

国际贸易学 — 国际贸易为何发生，谁从中获益

比较优势比”出口自己擅长的东西”更精细。生产率、要素禀赋、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化分别解释不同的贸易模式，同时还要把国家整体的利得与国内的分配效应区分开来。

假设韩国生产1单位半导体需要4单位劳动，生产1单位小麦需要2单位劳动;澳大利亚分别需要6和1。韩国半导体的机会成本是2单位小麦，澳大利亚是6单位小麦。因此韩国在半导体上有比较优势，澳大利亚在小麦上有比较优势。

产生利得的贸易条件范围

2<\frac{P_{\text{半导体}}}{P_{\text{小麦}}}<6

国际相对价格必须位于两国自给自足时的机会成本之间，两国才都能从专业化和交换中获益。

完全专业化是线性技术、无运输成本、充分就业等简单模型的结果。加入机会成本递增、多种商品和贸易成本后，部分专业化才是常态。

若两国技术相同，而各商品的要素密集度不同，基本命题是:各国出口密集使用其相对丰裕要素的商品。资本丰裕国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劳动丰裕国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

但如果存在要素密集度逆转、技术差异、贸易成本、自然资源和全球价值链，预测就会改变。不能把”发达国家=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国”当作定义来使用。

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表明，在两种商品、两种要素的竞争模型中，某种商品相对价格的上升，可能提高密集用于该商品的要素的实际报酬，并降低另一种要素的实际报酬。

按卡尔多—希克斯标准，赢家补偿输家后仍有剩余，并不意味着实际受损者得到了补偿。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正产生于这一差距。

一边出口汽车、一边进口其他汽车的产业内贸易，仅凭传统的要素禀赋差异难以解释。加入垄断竞争、产品差异化和内部规模经济后，企业专注于有限的品种，消费者则可以使用更多样的品种。

若外部规模经济存在于产业或地区层面，历史偶然和先发优势可能固化贸易模式。这时，比较优势既可能是原因，也可能是产业集聚的结果。

下一章用福利面积计算关税、配额和补贴如何改变价格和剩余。

在第1节的例子中，1单位半导体的国际相对价格必须位于2到6单位小麦之间，两国才都能获益。相对价格越接近2，机会成本为2的韩国的利得就越接近零，大部分利得归澳大利亚。贸易利得不会自动对半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