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章节 7•1 分钟•Updated September 24, 2026

行为经济学 — 社会偏好:公平、互惠与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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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 — 人们不只在乎自己的份额,也在乎与他人的差距

标准模型中的经济主体只最大化自己的收益。这一假设能很好地预测竞争市场中的许多结果,但在谈判、团队生产、纳税和捐赠等人与人面对面的情境中,预测会大幅偏离。本章用实验博弈测量这些偏离,并用模型加以整理。

1. 四种实验博弈

测量社会偏好的博弈
博弈结构利己的预测典型结果
最后通牒提议者分配100,回应者接受或拒绝(拒绝则双方都得0)提议最小金额,回应者接受任何提议提议多为40%至50%,低于20%的提议约有一半被拒绝
独裁者提议者单方面分配给0平均给出20%至30%
公共物品各自出资后总额放大并平均分配出资0起初出资40%至60%,重复次数越多越少
信任投资者送出的钱变为3倍,受托者返还一部分投资0,返还0大多数人会投资,平均收回与投资额相当的金额

最后通牒博弈中回应者拒绝正的金额,等于把钱扔掉。提议者给出接近一半,可能是出于公平,也可能是害怕被拒绝。独裁者博弈消除了被拒绝的风险,单独测量纯粹的利他性。两种博弈的差异(独裁者博弈中给出的份额更小)表明,最后通牒中的提议有相当一部分是策略性的。

2. 不平等厌恶模型

费尔和施密特把人们建模为不仅在意自己的收益,还厌恶与他人的差距。

费尔-施密特效用
Ui=xi−αimax⁡(xj−xi, 0)−βimax⁡(xi−xj, 0),αi≥βi≥0U_i = x_i - \alpha_i \max(x_j - x_i,\,0) - \beta_i \max(x_i - x_j,\,0),\quad \alpha_i \ge \beta_i \ge 0
α是别人拥有更多时的不快(嫉妒),β是自己拥有更多时的不快(内疚)。人们更厌恶对自己不利的不平等(α ≥ β)。α=β=0时就是标准模型。

在最后通牒博弈中,被提议从100中得到ss的回应者,接受得s−α(100−2s)s - \alpha(100-2s),拒绝得0。接受的条件是

s≥α1+2α×100s \ge \frac{\alpha}{1+2\alpha}\times 100

若α=1\alpha=1,低于33.3的提议会被拒绝;若α=0\alpha=0,哪怕1韩元也会接受。在提议者一方,若β≥0.5\beta\ge 0.5,不平等增加2带来的不快大于自己份额增加1带来的收益,因此会提议50:50。

一个模型就能一并解释各种博弈中的不同结果。它还解释了为什么在竞争市场这类单个人无法改变不平等的情境中,不平等厌恶不会改变行为,结果与标准模型相同。

3. 互惠:对意图作出反应

不平等厌恶只看结果。实验表明,人们也会对对方的意图作出反应。同样是80:20的分配,若提议者本可以选50:50却选了80:20,拒绝就多;若只能在80:20和90:10之间选择,拒绝就少。拉宾的公平模型刻画了以善报善、以恶报恶的偏好。

劳动市场中的礼物交换是互惠的应用。雇主支付高于市场水平的工资,劳动者就以更多的努力回报。这在实验室中被反复确认,但在实地实验中,也有加薪对努力的效应在最初几小时后就消失的结果,因此其大小和持久性仍有争议。

4. 惩罚维系合作

公共物品博弈中出资减少的原因是有条件合作:“别人不出,我也不出”。费尔和盖希特(2000)表明,若允许参与者在每轮之后花自己的钱惩罚他人,惩罚能使出资维持在较高水平。惩罚只会让惩罚者付出成本而没有收益,利己的人不会这样做。这种利他惩罚被解释为社会规范执行的基础。

5. 当金钱激励挤出动机时

格尼茨和鲁斯蒂基尼(2000)在以色列十家托儿所中的六家,对家长迟接孩子引入了小额罚款。迟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而且取消罚款后也没有回到原来的水平。一种解释是,罚款把”对老师感到过意不去的事”变成了”付钱就能买到的服务”。这证明金钱激励可能挤出内在动机和社会动机。这也是财政学中设计庇古税时必须考虑税收是否会削弱规范的原因。

练习题

α=0.5的回应者会拒绝100中低于多少的提议?s≥0.5/(1+1)×100=25s \ge 0.5/(1+1)\times 100 = 25,所以会拒绝低于25的提议。若提议者不知道回应者α的分布,即使是利己的,也有动机提出比25宽裕得多的提议以降低被拒绝的风险。最后通牒中的提议高于独裁者博弈中的份额,原因就是这种策略性动机。

参考资料

  • Ernst Fehr and Klaus Schmidt, “A Theory of Fairnes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9)
  • Ernst Fehr and Simon Gächter, “Cooperation and Punishment in Public Goods Experimen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0)
  • Uri Gneezy and Aldo Rustichini, “A Fine Is a Pric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000)
  • Colin Camerer, Behavioral Game Theory (2003), 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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