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 — 公共支出:再分配、实物给付与公共选择

财政学 — 支出和税收一样会改变行为

第1章的公共物品和外部性是政府支出的效率依据。而在实际预算中，占比最大的是社会保障、福利之类的再分配支出。本章看再分配支出的设计方式如何改变受益人的选择，以及支出规模如何在政治过程中决定。

1. 发现金还是发实物

金额相同时，受益人从现金获得的效用大于或等于实物。现金可以随意使用，实物则只能用于该物品。

设一个月收入100万韩元的家庭原本在食品上花20万韩元。若政府发放价值30万韩元的食品券，预算线在食品30万韩元以内向右平移，超出部分则与现金30万韩元相同。如果一个家庭拿到30万韩元现金也会在食品上花30万韩元以上，食品券与现金就没有区别。如果一个家庭拿到现金只会在食品上花25万韩元、其余用来付房租，食品券就迫使它多消费5万韩元的食品，其效用低于拿到现金时。

尽管如此，实物给付仍然常见，原因有三。

家长式偏好:纳税人乐于为”用于孩子供餐的钱”纳税，却不太愿意为用途自由的现金出钱。
自我选择:公共租赁住房、免费供餐之类质量较低或需要排队的实物，只有真正需要的人才会申请。在难以核实收入时，它成为瞄准工具。
价格效应:大宗采购可以降低供给单价。反之，在供给缺乏弹性的市场(租赁住房)发放代金券会推高价格，收益漏给了供给者。

2. 补差型给付对劳动收入课以100%的税

设定最低生活标准，并补足收入与标准之间差额的方式称为补差型给付。若标准为每月100万韩元，劳动收入为0的家庭领取100万韩元，挣40万韩元的家庭领取60万韩元。两个家庭的最终收入同为100万韩元。

每多挣1韩元劳动收入，给付就减少1韩元，因此在标准线以下实际边际税率为100%。工作也不会增加收入，标准线附近的工作激励便消失了。若设计成只按收入的一部分递减给付，就能降低这一边际税率，但领取给付的收入区间随之变宽，成本上升。

线性给付的结构

B = G - \tau \cdot E,\quad B \ge 0

G是收入为0时的给付，τ是递减率(实际边际税率)，E是劳动收入。给付终止的收入为G/τ。G=100、τ=0.5(单位为万韩元)时，给付持续到200万韩元。

保障水平 $G$ 、递减率 $\tau$ 和财政成本三者中只能选两个。提高保障、降低递减率，给付对象区间 $G/\tau$ 就会变宽，成本急剧膨胀。

劳动所得税收抵免(EITC)从相反方向入手。它设置收入越高给付越多的递增区间、给付不变的平台区间和给付减少的递减区间。在递增区间，工作越多领得越多，因而提高劳动市场参与率。在递减区间，实际边际税率按递减率上升，可能减少已就业者的工作时间。实证研究大多报告，提高参与的效果较大，减少工作时间的效果较小。

劳动奖励金的三个区间

递增区间的斜率是负的边际税率(补贴)，递减区间的斜率是正的边际税率。区间边界和斜率因制度而异。

3. 支出规模由投票决定

第1章的萨缪尔森条件告诉我们公共物品的有效数量，但政府并不知道个人的边际收益。实际数量由投票和预算谈判决定。用经济学工具分析这一过程的领域就是公共选择理论。

中位投票人定理:若选项是一维的(例如图书馆预算规模)，且所有投票人的偏好都是单峰的(离最偏好的水平越远越不喜欢)，多数表决的结果就是中位投票人最偏好的水平。

设三位居民希望的图书馆预算分别为10亿、30亿和80亿韩元。30亿韩元在与10亿的对决中获得偏好30亿和80亿者的票，在与80亿的对决中获得偏好10亿和30亿者的票，因而胜出。结果是30亿韩元。偏好的平均值是40亿韩元，但多数表决选的是中位数而不是平均数。由于偏好强度没有被反映，中位水平没有理由与萨缪尔森条件的有效水平一致。

若偏好不是单峰的，多数表决可能出现循环(孔多塞悖论):A胜B，B胜C，C又胜A。此时结果由议案提出的顺序决定，也就是由掌握议程设置权的人决定。

4. 政府内部的激励

公共选择理论眼中的政府失灵
主体	假定的目标	结果
政治家	连任	偏好收益显而易见、成本分散的支出
官僚(尼斯卡宁)	部门预算最大化	凭借信息优势获得高于有效水平的预算
利益集团	特定管制与补贴	少数人的大收益胜过多数人的小损失

寻租是为获取管制或补贴所创造的超额利润而耗费资源的行为。若一张进口许可证每年带来10亿韩元的超额利润，企业就有动机为取得许可证在游说、法律和广告上花费将近10亿韩元。这些支出不生产任何东西，因此管制的社会成本等于垄断的无谓损失三角形再加上超额利润矩形的相当一部分(塔洛克)。

练习题

在保障水平 $G=120$ 万韩元、递减率 $\tau=0.4$ 的线性给付中，劳动收入150万韩元的家庭领取的给付和最终收入是多少? $B=120-0.4\times 150=60$ 万韩元，最终收入为210万韩元。给付终止的收入为 $120/0.4=300$ 万韩元。若把递减率提高到0.6，给付终止点降到200万韩元，成本减少，但该区间家庭的实际边际税率变为60%。

参考资料

Jonathan Gruber, Public Finance and Public Policy, ch. 9, 17
Harvey Rosen and Ted Gayer, Public Finance, ch. 6, 13
William Niskanen, Bureaucrac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1971)
Gordon Tullock, “The Welfare Costs of Tariffs, Monopolies, and Theft,” Western Economic Journal (1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