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章节 10•2 分钟•Updated September 24, 2026

微观经济学 — 市场失灵:外部性、公共品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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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yo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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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 — 市场失灵不是没有交易,而是价格错了

第6章的竞争均衡之所以有效率,是因为价格同时包含了社会边际收益和社会边际成本。本章考察这一条件被破坏的三条途径:价格中遗漏的成本(外部性)、无法定价的商品(公共品)、价格无法传递质量信息的交易(信息不对称)。本章把经济学导论第6章的定义转化为计算,政策设计则衔接到财政学第1章。

1. 外部性: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差

设某企业的私人边际成本为MCp=10+QMC_p=10+Q,每生产1单位对周边造成8韩元损害,需求为P=50−QP=50-Q。社会边际成本为MCs=18+QMC_s=18+Q。

  • 市场均衡:10+Q=50−Q10+Q=50-Q → Q=20Q=20,P=30P=30韩元
  • 社会最优:18+Q=50−Q18+Q=50-Q → Q=16Q=16,P=34P=34韩元

市场多生产了4单位。这4单位中社会成本超过收益的部分,就是无谓损失12×8×4=16\tfrac{1}{2}\times 8\times 4=16韩元。

负外部性:过度生产
Q P 2016 3034 D MC_p MC_s 市场 最优

阴影三角形是16韩元的无谓损失。每单位8韩元的税把私人成本提高到社会成本。

庇古税
t=MCs(Q∗)−MCp(Q∗)t = MC_s(Q^*) - MC_p(Q^*)
在最优数量处衡量的边际损害。本例中损害不变,为8韩元;若损害随数量增加(例如2Q),税率也必须在最优数量处计算。

科斯定理指出,如果产权明确且谈判无成本,无论把权利赋予谁,当事人都能通过谈判达到有效率的数量。受害者只有一位邻居时可能成立,但若受害者成千上万且损害不可逆,谈判本身就不可能进行。

征税还是数量管制? 税收固定价格、让数量调整,排放权交易固定数量、让价格调整。在政府不能准确掌握减排成本时,魏茨曼提出了判断标准:如果损害在超过某一数量后急剧增加(边际损害曲线陡峭),固定数量更安全;如果减排成本急剧上升(边际减排成本曲线陡峭),固定价格使估计错误的代价更小。

2. 公共品与公共资源

按两个维度对商品分类,就能看出市场在哪里供给良好、在哪里不行。

商品的分类
可排他难以排他
竞争性私人物品(市场供给良好)公共资源(过度使用)
非竞争性俱乐部物品(付费电视、不拥堵的收费公路)纯公共品(供给不足)

纯公共品不付费也能使用,于是每个人的最优策略都是等别人付费,即搭便车。效率条件是各人边际收益垂直相加等于边际成本的萨缪尔森条件,数值例子见财政学第1章。

公共资源则是相反的问题。一个人捕捞渔场的鱼,会减少别人能捕的量,但每个人都不考虑这一成本,结果是过度捕捞(公地悲剧)。捕捞配额、使用费和赋予产权是解决办法,奥斯特罗姆还展示了社区依靠自身规则长期管理公共资源的案例。

3. 信息不对称:柠檬市场

在二手车市场中,好车(卖方估值1300万韩元,买方估值1500万韩元)和坏车(卖方估值600万韩元,买方估值800万韩元)各占一半。若信息对称,所有车都会成交。若买方无法分辨质量,他们最多只愿支付车的期望价值0.5×1,500+0.5×800=1,1500.5\times 1{,}500+0.5\times 800=1{,}150万韩元。

在这个价格下,好车车主不愿以低于1300万韩元的价格出售,于是退出市场。如果买方知道剩下的都是坏车,价格就降到800万韩元。本来对所有人都有利的好车交易消失了。这就是逆向选择。

信息不对称的两种形式
逆向选择道德风险
隐藏的是什么签约前的类型(质量、风险)签约后的行为(努力、谨慎)
例子二手车、投保人的健康状况投保后疏忽、代理人偷懒
应对保修、检测、信号、强制参保免赔额与自付、绩效工资、监督

掌握信息的一方也可以主动披露质量。好车卖方提供保修,有能力的求职者获取成本高昂的学位。在斯宾塞的信号模型中,即使学位不提高生产率,只要能力高的人获取成本更低,学位就能成为区分能力的信号。

练习题

私人边际成本为10+Q10+Q、每单位边际损害8韩元、需求为P=50−QP=50-Q的市场,过度生产多少,庇古税是多少?市场数量20,最优数量16,过度生产4单位,庇古税为8韩元。若边际损害为0.5Q0.5Q、随数量增加,社会边际成本为10+1.5Q10+1.5Q,由10+1.5Q=50−Q10+1.5Q=50-Q得Q∗=16Q^*=16,税率为该点的边际损害0.5×16=80.5\times 16=8韩元。这种情况下税率同样是在最优数量处衡量的边际损害。

参考资料

  • Hal Varian, 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s, ch. 35–38
  • Ronald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60)
  • George Akerlof,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0)
  • Martin Weitzman, “Prices vs. Quantitie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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